CBA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来自台湾的后卫宋昕澔在第一顺位被广州队选中，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在第二顺位被江苏队选中，厦门大学的郑博文在第三顺位被宁波队选中。这次CBA选秀被看作“选秀小年”，参选球员偏少，整体质量也不高，俱乐部对选秀难以产生兴趣。除了选秀前三位置的人选存在一定竞争，其他候选球员“可有可无”的成分更多。

最终，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球员30人，体育类院校球员2人，海外大学球员2人，港澳台球员5人，个人自荐12人，其他18人。40个选秀顺位中，仅有18人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CBA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广东、辽宁、北京、上海等多家CBA豪门球队全程未选，直接放弃。

此前被视为“状元”热门人选的清华大学后卫石奎，出于一些现实因素考虑，并未参加今年CBA选秀，直接与NBL香港金牛队签约，引发了很大关注。此后不长时间，媒体解读为“石奎条款”的新规出台——大学生球员必须先参加CBA选秀，落选后方可签约NBL球队。这再度引发了人们对CBA选秀制度的探讨。

状元成烫手山芋

石奎曾随队两夺CUBAL总冠军，总决赛单场打出33分，是公认的选秀状元人选。然而，手握状元签的四川男篮上赛季0胜42负，是CBA历史最差战绩，且深陷欠薪泥潭，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被四川男篮选中，并非职业生涯理想的“落脚点”。

如何尽量规避风险？石奎决定不参加CBA选秀，从NBL开启职业生涯。实际上，早已有球员先从NBL打出名堂，后在CBA站稳脚跟的球员。入选过中国男篮集训队的李祥波就是例证。

石奎选择加盟NBL香港金牛队，是更稳妥的决定。香港金牛队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成绩斐然，连续三年获得NBL总冠军。球队十分看重石奎，提供的薪水远超CBA状元的最高薪金。金牛队计划重点培养石奎，他自然有较稳定的队内地位与大量的锻炼机会。通过新赛季CBA升降级制度，很可能用不了太长时间，石奎就能实现登陆CBA的梦想。因此，“绕道走”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一次精准务实的职业规划。

此后不久，CBA迅速出台新规，规定大学生球员必须先参加选秀，落选后方可签约NBL球队。这条被称为“石奎条款”的补丁迅速封堵了这条道路，石奎可能成为CBA选秀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绕道走的球员。

从管理角度看，若不斩断此现象，海外球员王俊杰、赵维伦等人日后可能效仿，将NBL当作跳板，绕过CBA选秀，实现“自由转会”。因此，CBA公司认为有必要用新规堵住“漏洞”。

CBA选秀为何不受青睐

“石奎条款”和今年CBA选秀弃权数量创造近6年新高的尴尬事实，让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CBA选秀为何不受青睐？

不少俱乐部认为，除了宋昕澔、曹芷豪外，参加今年选秀大会的球员中，能够为球队提供即战力的球员屈指可数。选秀名单中，多数球员的战术素养、身体对抗、防守习惯与CBA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当心仪球员被其他球队选走后，后面的球队不愿“为选而选”。北京首钢俱乐部总经理张云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是我们不想选，实在是好球员就那么几个，都被顺位靠前的球队选走了。”

CBA选秀大会自2015年设立起，沿用“倒摘牌”制度——前三顺位由抽签决定归属，剩余顺位严格按上赛季常规赛成绩倒序排列，成绩越好的球队选秀位次越靠后。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平衡球队实力，让实力弱的球队有翻身的机会。然而，选秀顺位靠后的球队几乎不太可能成功“淘宝”。NBA约基奇那样二轮秀出身，日后打成全明星的情况，很难在CBA发生。因此，CBA强队在选秀大会上弃权较多的情况，就容易理解了。

同时，强队往往在青训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不太需要选秀球员作为梯队的补充。上赛季总冠军得主上海队从U13到U21，各个主要年龄段都已经搭建好了完整的人才梯队，这些年各个梯队在不同U系列比赛中曾获得冠军。上赛季上海队注册的19名国内球员中，25岁以下的有14人，其中13人出自俱乐部的青训系统。

当然，球队可以在选秀前通过交易获得高顺位的选秀签，从而选下心仪球员。但这样的情况更多发生于中小俱乐部身上。今年CBA选秀前，广州、宁波等球队积极寻求交易，以提高选秀顺位，最后达成所愿。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少数，大多数球队对选秀投入十分有限。

整体看，参加CBA选秀的主力军仍是大学生球员，但由于训练时长、质量、职业规划等多方面原因，基本功、综合能力、即战力等多项比较，大学生球员与俱乐部青训培养的球员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除非是天赋异禀的类型，否则，大学生球员很难在CBA赛场上成为主角。

这样的情况如何改善，除了进一步完善CBA选秀制度外，让参加选秀的球员正视差距，在校园阶段就对标职业化加强训练，缩小与职业比赛的强度、质量差距，可能是重要的方法。此外，打通大学与青训篮球人才培养的通道，实现更多的人才融合与交流，也是一条出路。

●文 陶莽

来源：《新体育》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