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CBA转会不断传来重磅消息，赵睿、张镇麟、崔永熙、焦泊乔等一批国手在休赛期改换门庭。CBA转会与以往大不同，其中原因既有合同标准化带来的市场规范，也有新的经济形势下，俱乐部打造球队思路的变化。

从曾经的波澜不惊到如今水花四溅，CBA转会市场出现“狂飙”。2025年夏天，CBA转会市场重磅洗牌，赵睿、张镇麟、崔永熙、焦泊乔等一批国手在休赛期改换门庭。据统计，今夏CBA共出现48人次国内球员交易，其中18人次转会，17人次自由球员认领，3人次匹配签约，3人次独家签约权转让，7人次租借。数量之多打破了CBA创办以来的纪录，标志着中国职业篮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引援频频的俱乐部大都具有国企背景，与国企大手笔招兵买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民营俱乐部仍在收缩战线，唯有广东宏远通过多方运作，引进崔永熙和焦泊乔，成为民企阵营中罕见的“买家”。

在资本格局分化日趋清晰的情况下，CBA或许正在步入国企的时代，民营俱乐部在运营上需要找到新的方向。

合同标准化，催生繁忙一夏

早年的CBA球员转会、尤其是核心球员在当打之年转会，用难如登天来形容并不为过。当时很多俱乐部将球员看作私产，即便在本队缺乏登场时间，也不愿放行转会，更何况很多球员还要打全运会，俱乐部担心球员离队后球队无法完成体育局交办的全运任务，使得球员转会愈发艰难，像江苏的杨力、吴楠等球员宁愿两年不打CBA，也要谋求自由身。这样的情况放到现在，几乎不可想象。

2017年转会形势开始变化，那一年姚明成为中国篮协主席，推进CBA球员合同标准化。2018-19赛季，CBA 公司制定并推行了标准版球员聘用合同，将球员合同细分为五类，明确规定A类为新秀合同，B类为保护合同，C类为常规合同，D类为顶薪合同，E类为老将合同，各类都有签约年龄、签约年限、最低薪酬及到期后优先权的行使细则，还细化了买断规则和匹配规则，以促进球员有序流动。

通俗来讲，新秀球员进CBA，第一份合同是A类，第二份是B类合同，接下来就是重点了。B类合同到期后，原俱乐部如果没有向球员提供D类合同，而是提供C类合同，球员就可以向其他俱乐部询价，并实际获得聘用合同。如新聘用合同为D类，则原俱乐部失去匹配权，球员可以与新俱乐部签署D类合同，原俱乐部收取培养费。如新聘用合同为C类，原俱乐部可选择执行匹配权或放弃匹配权。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今年夏天，王奕博与浙江男篮的B类合同到期，浙江队向他提供了3年1200万元的C类续约合同。当时，浙江队中已经有了吴前、程帅澎、刘泽一3份D类合同，达到了CBA公司规定的上限，所以只能给王奕博开出C类合同。

青岛队看到了机会，他们向王奕博提供了3年1800万元的D类合同保价。鉴于浙江男篮的顶薪名额均已使用，无力匹配青岛开出的顶薪合同，王奕博就此获得了转会青岛的机会。

当然，因为王奕博是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在编员工，这一双重身份使他的转会出现了一些波折，但经过多方磋商、协调，转会还是得以完成。

过去的CBA，俱乐部和球员的合同五花八门，各有特点，甚至出现过“终身合同”，给球员转会带来了很大阻碍。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在2024-25赛季，CBA《标准合同》签署率已经达到了100%，像王奕博这样可以在规则之下如愿转会的球员，会越来越多。

此外，今年的CBA转会市场不仅在数量上创了纪录，在交易形式和复杂程度方面也达到了新高度，除了传统转会，租借、三方交易、签约权转让等操作方式被更多俱乐部熟练运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赵睿加盟北京队，受限于顶薪名额规定，双方创新性地以三年C类合同达成合作，显示出规则框架下的灵活空间。

有买方有卖方，转会风生水起

除了推行标准合同，CBA转会市场火热的原因还有几点：

一是现在外援4节7次的政策下，国内球员的重要性比此前4节4人次时有了一定的下降。二是周琦此前与新疆队长达数年的争议后，“强扭的瓜不甜”成为很多俱乐部的共识，像徐昕主动申请离队后，广东迅速将其转化为交易筹码，换回崔永熙的独家签约权。另外，张镇麟转会上海时，辽宁队也在官方公告里表明，“此次转会达成，我们首先基于对张镇麟本人职业发展规划与个人意愿的充分尊重。”这些操作显示出球队不再视球员流动为“背叛”，而是看成联赛运作中的正常一环。

三是现在的CBA，“贫富差距”非常明显，国企背景的球队资金雄厚，对成绩有追求，重金引援成了必然之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民营俱乐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经营困境，大多选择了出售球员回血，增强财务灵活性。

去年此时，北京、北控、山西等国企背景的球队在转会市场上频频出手。一年过去，局势未有明显转变，国企球队依然是买家。去年的上海队相对低调，今年从辽宁队交易到张镇麟。青岛队以顶薪合同签下王奕博，北京首钢依旧强势，从新疆队引进了在亚洲杯上大放异彩的赵睿。同城的北控男篮也与多位国手接触，直至注册截止日前，仍在就王岚嵚的转会谈判，可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休赛期唯一以买家身份活跃的民企球队只有广东宏远，不过广东的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徐昕提出交易申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球队的计划；另一方面，去年夏天在周琦交易中获得的现金补偿，为广东队运作提供了更大空间。此外，在大湾区全运会的背景下，广东宏远、深圳新世纪和广州龙狮三支俱乐部的精英球员共同组成了广东全运队，三家广东的CBA俱乐部在此期间关系更进一步，龙狮也在与宏远的交流中明确表示，“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将崔永熙、焦泊乔交易至广东”，这才有了后续两人加盟广东。

总体来看，2025年夏天的转会市场依旧是国企球队唱主角，即便一度带队完成联赛三连冠，辽宁队主帅杨鸣还是认为，“辽宁男篮属于小球市球队，缺乏大资金支持”。

民营突围，需要智慧与规划

曾几何时，民营俱乐部是CBA转会市场上的活跃力量，展现出强烈的竞争性，但现在，尽管广东、浙江广厦、新疆等传统民企强队仍在尽力维持竞争力，但在财力上已很难正面抗衡。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民营俱乐部生存状态困难。以四川男篮为例，最近两年运营举步维艰，根源在于其母公司业务转型陷入困境、债务累积，无法再像以前一样为俱乐部输血。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这是许多CBA俱乐部母公司的核心业务，主业受阻，母公司对俱乐部的资金支持便大幅缩减。

国企俱乐部通常将投资篮球视作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城市形象、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这种定位使其更注重长期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承受更长的投资回报周期，争夺CBA总冠军正是这种运营理念的直接体现。

以北京男篮为例，上赛季拿到联赛亚军后，本赛季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夺总冠军。但在曾凡博准备赴美追梦、外援选择仍存变数的情况下，球队要在国内球员方面补强，刚刚在亚洲杯上打出上佳状态的赵睿就此成为北京队的头号目标。

北京首钢这样的俱乐部在人才吸引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能为球员提供稳定的职业环境、更完善的福利体系——包括大城市的落户机会、国企编制带来的工作安全感，以及更全面的医疗和退休保障，这些都成为球员在选择俱乐部时重要的考量因素。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民营俱乐部放弃以往盲目攀比、高价引援的军备竞赛思维，转向更精细、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其中，两大战略方向尤为关键：一是深耕青训，打造人才梯队并实现价值转化；二是在外援选择和运作上精准发力，作为保证战绩和创造收益的特殊资产。在这方面，广州龙狮已成为成功范例，管子煜这样天赋出众的年轻球员，都开始把广州当作理想之选。

在理性运营和长远规划的框架下，未来CBA球员流动日益频繁，民营俱乐部完全可以在强者环伺的联赛中，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

●文 邵化谦

来源：《新体育》2025年第10期